音乐剧中的“一号机密”：一段发生在上海的“隐秘而伟大”的故事

导语

今年7月，由国家档案局、中央档案馆作为顾问单位，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、市教委、市档案局（馆）、市委党史研究室作为指导单位，上海音乐学院联合知名音乐人共同打造的建党百年献礼之作——原创音乐剧《忠诚》在2021东方美谷艺术节开幕式上首次公演。10月8日至10日，《忠诚》在上音歌剧院上演，讲述了张唯一、陈为人、韩慧英、陈来生等地下工作者接力守护“中央文库”、完成光荣使命的故事，这是首次以音乐剧形式展现这段中共隐蔽战线斗争史上的传奇篇章。本号特发此文，揭开历史上这段真实的在“光荣之城”上海上演的“隐秘而伟大”。

《忠诚》剧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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静安区西康路560弄（原小沙渡路合兴坊）15号，原是一幢两层楼房。1935年，负责管理中央文库的陈为人为了确保文件的安全，租下此处作为中央文库。原址已拆，该地块改建为联谊西康大厦。

中共中央文库遗址（西康路）旧景

☆ 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电报 ☆

1949年9月18日，中央华东局突然收到中央办公厅的急电。这份电报由曾三、杨尚昆办理，毛泽东亲笔修改，周恩来亲自签发，刘少奇、朱德圈阅，是一份不平常的电报。电报中说：“大批党的历史文件，十分宝贵，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，负责清理登记、装箱，并派专人护送，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。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，请你处先予奖励。”这份经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修改、圈阅和签发的电报所提到的“历史文件”便是在上海秘密保存了近20年，几乎集中了党的六大以前所有重要文件的中央文库，即为“一号机密”。

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《历史材料请妥送中央》上的批示

这些“一号机密”的文稿，今日收藏在北京，其中包含：（1）党中央各种（届）会议记录、决议案；（2）党中央给各地（级）的指示及各地给党中央的报告；（3）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；（4）中央给各地（级）在党务、组织、工运、农运、兵运、妇运等各方面的文件和档案；（5）党报、党刊，如《红旗》《实话》《布尔塞维克》《斗争》《党内生活》《党的建设》《捷报》《中央政治通讯》等等；（6）苏区文件和红军军事文件；（7）共青团中央及各地（级）文件；（8）互济会文件和档案；（9）苏兆征、彭湃、罗亦农、恽代英、瞿秋白等革命先烈的遗墨、遗嘱和遗像等物。

这些文件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开展政治、军事、工、农、团、妇等所有领域内斗争的原始档案，是一部中共建党史、一部队伍壮大史、一部领袖人物史。

☆ 用生命守护的一号机密 ☆

张唯一

陈为人

那么，如此重要的“一号机密”如何藏身上海近20年？这要追溯至1931年。1931年中央文库建立后，周恩来指定张唯一出任文库的负责人。1932年，中央鉴于张唯一工作繁重，决定将中央文库移交给陈为人负责，但张唯一仍是主管。

陈为人接受任务后，开始了守护“一号机密”的艰辛历程。这些号称中央文库的文件约有两万余件，体量非常大，不容易隐藏。为了缩小文库保存的体量，陈为人和夫人韩慧英把文件从厚纸誊抄到薄纸上，把大字抄成小字，再把空白纸边剪下来，烧掉，烧成的灰又偷偷地放在夹弄的阴沟里用水冲掉。虽然辛勤的整理已经使文件少了几箱，但是体量依然巨大，20多箱文件使存放与转移充满着危险。因此，陈为人在接受这个任务后，就隔绝了对外联系，联络工作主要由韩慧英来完成。

1935年2月，韩慧英在去见张唯一的时候不幸被捕。为确保文件的安全，陈为人以高价租下小沙渡路合兴坊的这幢两层楼房作为中央文库。但韩慧英的入狱使陈为人彻底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。为防被叛徒或特务认出，他白天无法外出工作，昂贵的租金和3个嗷嗷待哺的幼儿立即使他陷入生存困境。据妻妹韩慧如回忆，为凑钱按时交房租，他们忍饥挨饿，把二楼家具、能卖的衣服都变卖一空，但仍要尽力维持底层撑门面的摆设不变，以免邻居怀疑。孩子们没有冬衣，只好用包文件的边角碎布拼凑而成，一家人一天只吃两顿山芋薄粥。孩子们每每叫嚷吃不饱时，陈为人就劝慰他们：“我们是吃点心，点心、点心，就是点点心的，不要吃饱的。”由于长期劳累、营养不良，又缺乏医治条件，曾受酷刑拷打致肺部严重受伤的陈为人病情加重，开始不断呕血。

陈为人使用过的剪刀

1935年底，韩慧英获释出狱，辗转找到陈为人，并通过在培明女中附小教书的机会，于1936年4月再次与党取得联系。看到陈为人身体极度孱弱，党组织不忍他再操劳，决定将文库转交中央特科徐强负责。6月14日，陈为人抱病写下《开箱必读》，作为对誓死护卫文库的最后嘱托。顺利移交所有文件后，他很快支撑不住，大量鲜血从口鼻不断喷出，终至昏倒。1937年3月18日晚，瘦到“根根骨头露在外面”的陈为人溘然长逝，年仅38岁。

陈为人起草的《开箱必读》

☆ 一场传递文库的接力赛 ☆

陈为人去世后，“一号机密”在各个保管员手里继续辗转传递。在那个严酷的年代，文库多次面临极度危险的境地，被不停辗转转移，屡迁库址，但始终在党的掌控之中。

徐强调往延安，把文件转交给了李云，之后由周天宝、刘钊、李念慈等同志又一站接一站地传递着。1942年，辗转到了陈来生这位20岁出头的小伙子手里。他首先从新闸路1851弄李念慈住所将中央档案转移到自己家中。由于档案体量较大，又正值日本侵华时期，时局紧张。陈来生便发动父亲、弟弟、妹妹利用各种机会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搬运。当时，上海一些主要马路的交通要塞都有敌人的岗哨，会不时对来往的行人进行搜身检查。陈来生经过周密观察，选择一条可以避开敌人岗哨的路线，采取“小鱼钻网眼”的办法，化装成不同身份的行人，一包一卷地搬运文件。就这样，中央文库的文件运了半个月才完成转移工作。

陈来生（右二）在成都北路974号中央文库旧址前

陈来生将中央档案藏在阁楼上，先将档案沿着墙壁放好，外面钉上木板，木板再糊上纸，做成一道肉眼难辨的木板夹壁墙，并在文件箱里放一些烟叶子，以防虫蛀鼠咬。晚上则打开通风，防止文件潮湿腐烂。七年如一日，陈来生一家守护着中央文库，直到上海解放。

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，陈来生当即将其保管的约15000件（抗战时期，中央曾调用5000件文件，由刘少文等经南京、西安再转运至延安）文件交给中共上海市委，市委并向华东局作了报告。华东局又马上向中央办公厅发出请示。于是便有了篇首那封不寻常的电文。

来源 /《光荣之城：上海红色纪念地100》

编辑 / 沈洁

制作 / 杜洁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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